限购限牌还不如让大城市“变小”

    羊年春节一过，又开始风传某南方城市即将限牌。唉！听到这个说法只能叹息，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一提到“治堵”，只会想到限牌？

    治堵如治水，宜疏不宜堵，限牌是个着力点在“堵”的招。政府要限，百姓要行，最后的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招数和民间的招数赛跑，限牌之后还是堵。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么普遍、严重的拥堵，一个是公共交通建设和城市秩序治理的水平有差距，但另一个更重要则的是城市本身的规模不同。在2013年全球人口最多的87个城市中中国内地占了20个，同时中国有88个常住人口超过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这两个数值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多。在以前旧的思维中，城市越大、大城市数越多，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越好，正如那时候工厂大烟囱的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的标志一样。但现在，却是完全相反的，大烟囱越多意味着空气污染越重、雾霾越剧烈，城市越大、大城市越多也同样，不但自己负荷过载，而且挤占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自贸区、迪斯尼落户上海，北京成500强总部之都，广州并增城和从化后成为面积中国第一大城市等等，重磅利好之花只会落在特大城市身上，台前听起来似乎无限风光，台后大城市过载带着多少苦楚，只有市民知道：城市内部的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无法缓解的拥堵。

    所以除了期待公共交通和城市秩序的改善外，让大城市变小或者中止城市的变大，已经同步成为一个十分必要的选项。

    但我们又不能一味地等着市场的自然调节，让大城市自然变小或者中止变大，就像古代的楼兰 等到人口开始流失只剩下鳏寡孤惸、老弱病残时，再去谈论水源改道已经没有能力实施。而让大城市变小，谈何容易？资源的集聚效应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有从众心理。

    除了因为发生城市自身的枯竭，比如石油城市大庆、煤矿城市阜新等，地下掏空了，新的人财物便不再涌入。之外，只能通过行政干预和引导，好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一样，对大城市已经集聚的资源进行强行分解，虽然有很多错误的做法以及形成浪费和伤害，但在客观上正因为三线建设这样的战略，才成就了今天的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大、西安交大、东风汽车、西飞、成飞等一大批顶级机构出现在国家的腹地上。所以，这个角度上讲，道理相通，眼下任一特大型或超大型城市的治堵都无法自行了绝，靠自身无法实现”没有负面效应“的瘦身办法，都需要国家层面、中央政府才能最终求解。说得再直白点，这个难题本身就不应由地方政府来解决。

    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为主，所以过往单一的行政手段自然已经无法行得通，但以市场配置为主，辅以一部分行政引导的复合做法还是能发挥巨大作用。

    一方面，对正在变大的城市在国家层面可以开展监控，一旦某一城市达到发展规模上限立即在周边一地设置新的集聚点启动分流，避免资源过度集聚，像西欧、北欧那样，在城市规模上走均衡中等的发展道理，扭转现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两头多，中等城市数量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对已经太大的城市在国家层面可以实施战略转移，削减这些城市的功能定位，从复合型转向单一型，又是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又是教育中心又是医疗中心又是政治中心，这一层层加码便是一层层束缚，就像一台电脑运营太多程序跑不动了，怎么办？删除几个程序安装到旁边的电脑上去。最近的京津冀一体化，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片域化发展，用户政、财税等手段让资源在城市之间自行调剂，推动大城市变薄。

    而一旦城市的规模得到限定，同时公共交通和秩序治理又得到改善，治堵便不再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人都有生活在畅通交通中的梦想，国家层面实施，这个梦想不难实现。